跨界太极学术 | 柯汉琳：岭南文化研究的三个问题

   岭南文化研究的三个问题

刊载于《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05期

柯汉琳(1947 -), 男, 广东南澳人, 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 、教授 、博士生导师 。

       岭南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着自己独特的发展脉络和精神内涵;作为岭南人民世代相承的创造物, 哺育了一代代岭南人特有的精神品格, 丰富了中华文化宝库, 值得我们深入开掘和研究。

       广东学界对岭南文化的开掘、整理和研究可谓硕果累累, 成绩斐然, 如近年出版的《岭南文库》、《岭南文化知识书系》等系列成果和各种单项研究成果,  都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特别是建设文化大省的目标被提出之后, 广东学术界 、文化界对岭南文化的研究正在进一步开拓和深化; 我校自岭南文化研究中心成立以来, 也十分活跃, 正在为深化岭南文化研究作出积极的贡献。

岭南文化知识书系

       回顾岭南文化研究的历史和现状, 我认为, 要开创研究的新局面, 以下几个方面应当加强。

       第一, 加强理论阐释与升华。格罗塞说得好, 没有事实的理论是空洞的, 而没有理论的事实是迷糊的。以往对岭南文化的研究, 存在着一个问题, 就是描述有馀, 理论不足, 即学理性的审视 、阐释和概括升华较薄弱 。例如, 文化学理论 、文化人类学理论乃至哲学、心理学理论都未在我们的岭南文化研究中产生应有的作用, 很少见到从较高的理论高度上去审视 、阐释岭南文化的性质 、特征、规律及其内在冲突、外部冲突等现象的研究。

       文化现象的研究涉及多种学科知识和理论, 需要展开综合研究, 需要多方面的知识和理论支撑。离开或轻视理论,  任何文化现象的研究都难以深化。例如,  岭南文化从地域性质上该称之为“文化圈 ”抑或是看作一个“文化区”呢 ? 这就涉及到“文化圈”与“文化区”的理论问题了。 “文化圈”的概念是由德国弗罗贝纽斯提出、格雷布内尔作系统理论阐述的一个特定概念 , 指的是有着共同历史传统 、涉及传播过程和共同发展轨迹的地域文化 。 “文化区 ”的概念是由美国梅森提出 、博阿斯及其弟子深入阐发的特定概念 , 它强调的是文化特征上的相似性而不涉及传播过程和共同轨迹, 这是与 “文化圈 ”概念的重要区别 。岭南文化从地域上说包括广东 、广西 、海南等地 , 这些不同地方的文化相对于岭南以外的文化而言, 有共同性, 但其内部仍有很大差异, 例如, 客家文化、潮汕文化与广府文化的传播轨迹就很不同, 语言差异也很大, 甚至很难找到相似性。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说不属于同一“文化圈 ”。因此, 我更倾向于把岭南文化看作一个 “文化区”。 “文化区”包括“文化中心 ”和“文化边区” , 从历史渊源看, 广府文化无疑是岭南文化的代表, 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 已形成了不可替代的中心地位, 而其他地区文化, 只能说是岭南文化的“边区文化”。其中客家文化 、潮汕文化与广府文化相比有着更多的共同性、相似性而可视为这一 “文化区”的 “边区”。

       强调“文化区 ”理论的意义, 可以更合理地阐释岭南文化中不同地域文化的差异性, 至少避免把其他地域文化看作与广府文化一样的历史渊源或者看作广府文化的 “发散”结果 , 否则就会重蹈古典主义进化论文化发展观的老路。美国文化学家博阿斯就坚决反对将文化的多样性纳入   到 “单一进化模式 ”中去 。文化可以在不同地域独立产生, 可以有自己的渊源, 而影响 、渗透都只是后来的事。总之, 弄清一些理论问题, 有助于地域文化研究的深化和阐述的合理性。

       进而必须强调理论概括和理论升华。西方许多文化学家在田野调查之后都非常重视理论概  括, 如美国本尼迪克特于 20世纪 20年代在考察美国西南地区普埃布罗印第安部落之后, 通过与其他印第安人作比较, 提出了“阿波罗型” 、“狄奥尼斯型 ”和 “妄想狂型 ”三种 “文化模式 ”和 “文化模式 ”理论 ;她研究日本的种种文化现象之后把日本人的性格概括为 “菊与刀”的矛盾统一体 , 产生了很大影响。可以想象, 没有这种理论概括, 本尼迪克特不可能有那么大的学术影响, 当然也不可能给他人那么多的启示。

       第二, 加强习俗研究和拓展。有的学者较多对岭南文化进行经济学阐释, 这是必要的。马克思当年就非常重视经济的作用。当然, 马克思也反对对上层建筑作单一的经济学解释, 不赞成以经济繁荣与否来解释文化的繁荣与否。当代美国历史特殊论学派的文化人类学家罗维在 1939年发表的《经济因素与文化 》中也指出 , 仅仅用经济解释文化是不全面的。事实正是如此, 即使经济真的全球化,  各民族的文化也不可能全球化或者趋同化。任何单一因素的文化阐释都有片面性。但是, 这并不意味着不能从某一角度去研究文化, 任何角度包括地理学 、遗传学、经济学等角度都是允许的, 只是不要以偏概全就可以。在这种认识基础上, 我们可以寻找某种对文化影响更深刻的因素进行阐释。我以为习俗就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 至少,  习俗比经济的影响更切近文化的内核。罗维就认为, 习俗比经济的力量更强大。当然, 习俗本身就是一种文化, 作为一种文化因素的习俗对于各民族的整体文化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其他文化因素,  包括经济。中国几千年文化能如此稳定, 不管如何历经战乱、经济如何变迁, 总是不能根本改变, 关键原因就是习俗的影响力非常强大。习俗一旦与宗教联姻, 其力量之强大几乎是政治、经济因素难以比拟的 。

       因此,  必须加强岭南文化习俗的研究。习俗是一定社会团体在长期共同生活中约定俗成的具有稳定性的、代代相传的某种生活习惯 、模式 、制度。美国结构功能论文化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认为, 习俗即民俗, 是在一定地区范围内有着共同传统的文化, 具有更多世俗性和更少的神圣性。当然, 习俗也没有明显的强迫性, 没有立法意义, 允许个人有一定的自由, 但它又有很强的统摄力量,  能使生活于同一群体内的人自觉趋同。同一群体内的人们总是按照他们的先辈实行的模式去做的, 而且成为一种非常自觉的行为, 成为一种需要。因此, 习俗具有很强的稳定性, 代代相传, 不仅它本身不容易受到外部因素包括其他文化因素, 甚至政治 、经济的影响 , 反之, 它还能对群体的整体文化产生很强的影响力。

       不同习俗使某一地域的文化区别于另一地域文化, 且使不同地域的整体文化具有稳定性的特征。岭南习俗不同于中原文化或者其他区域文化,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习俗。同样, 岭南文化内部的差异性也与习俗密切相关, 这种不同无疑成为形成不同文化特色的重要原因。因此, 加强对习俗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刻理解岭南文化的特点,   也有助于深入认识岭南文化内部各地地域文化的差异及其根源。

       第三, 加强对岭南文化当代形态的研究。以往对岭南文化的研究, 较注重古代和近代, 较注重寻根溯源和历史梳理, 这是非常必要的。正如博阿斯在《种族 、语言和文化 》一书中所说的 , 为了理解或解释某一特定的文化, 最正确的做法就是重建该文化走过的独特道路, 即构拟该文化的历史。

       但是, 我们也不能由此忽视当代形态问题。任何文化都在发展, 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的特色, 各历史阶段影响文化特色的重要原因也不尽相同。例如, 当人们追溯到某种文化的源头时, 往往强调地理环境对文化特色的决定作用, 这是有道理的。丹纳对希腊文化和民族性格的研究就非常看重地理因素;《汉书 · 地理志 》说 :“凡民函五常之性, 而其刚柔缓急, 音声不同, 系水土之风气, 故谓之风 。”也视“水土”为主因。明人周之际说 :“惟地异风殊 , 人分语别, 南方水土和柔, 音则清举佻巧 ;北地山川重厚, 语则沉浊而钝讹 。”近人刘师培说 :“大抵北方之地 , 土厚水深,民生其间, 多尚实际;南方之地 , 水势浩洋, 民生其际, 多尚虚无。民尚实际, 故所著之文, 不外记事 、析理之端 ;民尚虚无, 故所作之文, 或为言志、抒情之作 。”这些说法有道理 , 但只能说是相对之理。地理因素只能作为一种文化特色的 “原始规定性 ”的原因 , 更应强调社会环境对文化的影响。不能用对古代文化的理解替代对当代文化的理解, 既要重视古代 、近代岭南文化的研究 , 也要重视当代岭南文化的研究。

       要研究当代的岭南文化, 就必须找出对其具有 “现代规定性”意义的东西。就广东而言 , 以下问题不容忽视 :广东最早走向市场经济 , 经济发展最快 ;广东最早创办特区 ;广东最早盛行大众文化;广东媒介传播最发达 ;广东受港澳文化渗透最多, 西方文化也较早通过港澳渗进广东 ;广东最早受经济全球化潮流的冲击。这些因素使传统岭南文化发生了很大变化,  具有了更多的现代性文化特质。实际上, 作为岭南文化中心的广东自近代以来已在多方面开风气之先, 涌现了一批具有现代意识的人才。与近代相比较, 当代岭南文化又有了很大的变化和发展, 有了新的特色, 而且对中国内地文化产生了很大影响。对此必须加以研究,   这样才能更好地形成岭南文化研究的时代特色。

图片源于网络

总编：凌逾

责编：肖小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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